上海互联网标杆企业除了携程在旅行领域突破百亿美金市值外，盛大、麦考林、分众、如家、巨人、九城、久游不断在走下坡路，快钱、易迅、安居客、土豆、一号店均被并购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未来，而受到追捧的大众点评、饿了么、喜马拉雅也还处于成长中，2008年1月27日的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面对政协委员，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像马云这样的人，在我们这儿没有成长？”这直接演化成了著名的互联网论断“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彼时，上海的携程、盛大、巨人、九游、久游、分众、如家如日中天，土豆，安居客等也在茁壮成长……与之对应的是阿里巴巴赴港上市，BAT均进入百亿美金市值俱乐部，上海互联网似乎被边缘化了。
上海互联网真的是大家认为的那么悲观吗？
上海为何出不了BAT？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聚，才能成就大事，上海互联网创业的天时地利人和差在哪里？
互联网的发展是跟着时代脉搏进行的，从第一家于1999年海外上市的中华网算起，中国互联网经过了5波浪潮。因缘际会，不同的城市拥有了自己的地域优势，而地域优势又反哺产业优势，互联网作为最活跃的产业，永远走在浪尖，这也导致了它最容易受到地域和潮流的影响。
北京因其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北京的媒体行业的发达，第一波互联网浪潮，从新浪、搜狐等开始涌动，而第一波从业者离职后形成的创业系则成为了当代互联网最为强大的中坚力量，这也奠定了北京之后互联网的圈子文化，马太效应愈演愈烈，更重要的是北京互联网的发展呈现百花齐放，各类互联网人才和圈子层出不穷，各行业都能找到自己的圈子和上下游产业链。
广州及深圳，靠近香港，依托制造行业强大的打工队伍，遂有了娱乐与社交的土壤。广东拥有中国最多的网民和最早改革试验地的基础，对新事物的接受度是最快的。作为真正的移民城市，兼容并包和敢为天下先的特点成就了深圳。
而反观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和时尚中心，上海是最注重资本风险和收益的，而这就导致了资本更愿意投放到收益更快的地产证券等行业，而不是风险高回报慢的互联网行业。从携程，盛大，大众点评的发展来看，上海互联网一直做的都是“互联网+”的事情，而互联网+的风口在2014年才到来。
北京自从清政府下台及民国动荡以来，本地的文化和本地原住民已经被外来人口所取代，深圳更甚，从小渔村发现迅速起来的城市中已经很难发现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小平同志那一个圈更加剧了这一切的发展，可以说深圳是这几个城市里本土文化缺失最严重的城市，而作为国内最大的打工者城市，广州当地文化也受到了外地文化的影响。
上海尽管也是移民城市，但上一辈的上海移民很多都是来自江浙皖等周边省市，风俗习惯，人文都相对接近，所以移民之间还是有较高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上海本土文化和外地文化之间有一定冲突，带来的是一定程度的排外，一部分外地人通过适应上海习惯、语言融入了上海扎根下来，而更多的是没有安全感的外地人一直找不到心理的依托，即使置业也带不来心理的稳定，外地人创业的可能性就被压缩了。
本土上海人由于仍处在城市化进程导致的拆迁带来的巨大经济福利中，一家人资产过千万不在少数，加之上海安逸稳健的环境也让大部分的本土上海人不愿意投入高风险的创业，这就形成了上海只能出职业经理人而出不了创业家的魔咒。2006年《中国企业家》杂志专门做了一个重磅专题报道携程、分众、如家、盛大4家公司，认为这几家公司打破了“上海只出经理人不出企业家”的魔咒——但偌大上海，也就区区四家。
上海的创业环境的确不如深圳和北京，深圳管制较少，自由发挥的空间大；北京距离政府近，公关容易；而上海虽然人才不缺，但是管制相对要比北京严，创业成本也相对较高。若干年前上海政府就感慨为何上海出不了BAT，这也和上海的氛围有关，上海地处金融中心，讲究的是逼格和高大上，所以上海的互联网也一脉相承，都想高大上，携程针对商旅用户，盛大的游戏生态都是秉承这样的理念，殊不知在中国互联网领域，用户数决定产品价值，多数用户是所谓的“屌丝”。
在国家发展中有资源陷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它就不必进行常规经济活动也能赚来收益，但其长远结果未见得好。这像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这些的波斯湾国家中的情形，它们都是稳坐钓鱼台，坐等巨额的石油收入。而实际上国家的崛起都是在资源耗尽的情况下产生的。
这个定律同样也适用于城市，上海也陷入了资源陷阱。上海的崛起是因为其作为金融和经济中心的便利，可以迅速的借鉴国外的金融经验和国内特区的经验，彼时上海金融远远落后欧美，所以只要拿来主义就可以了，深圳作为特区试验的经验也被最早应用于上海，可以说上海的发展是立足于国内外先进经验基础上的低风险因素，所以甚至上海只要凭借地理优势做好拿来主义经济就飞速发展，这造就了上海金融以及以此衍生出的相关产业优势，高风险的互联网行业是会拖垮GDP和政府业绩的，这就限制了上海其他产业的发展，互联网产业影响尤甚。
北京广州周边城市的发展远远领先于周边城市，这就造就了周边的优质人力资源都涌入北京广州，人才的涌入带来的是新思维，创业水到渠成。而上海则不然，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领头羊，尽管经济领先江苏浙江，但后者同样具备发展的资源优势，特别是后者的人力成本和办公成本更低，初创公司有部分转移至上海周边，所以人才的分流和回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海的竞争力，2014年城市GDP排名前40位的城市中，上海周边有9个，而北京周边仅有2个，广州周边仅有佛山、深圳、东莞。
政府有自己的纳税和招商的绩效考核指标，所以招商引入更多的成熟型大公司就成了工作的重中之重，创业公司因其发展的高风险，纳税少，纳税增长慢等因素注定了只能作为政府考核的配角，那就不要指望政策性的倾斜了，这样的城市推崇的是你在别的地方创业，等做大了，把总部迁到过来，稳健的纳税和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上海表现得尤为明显，高风险低纳税的创业公司发展受到桎梏，政策之外，创业公司的成立纳税等流程也完全按照大公司的流程设计，让原本人力资源紧张的创业公司不得不分身做不必要的政府基层沟通，往往为整个流程窝火不已。
而政策性倾斜的匮乏也导致原本就高的创业成本更加高居不下；同时，作为金融性的都市，上海无论是租金、生活成本、员工成本都是非常高的，而这个高又无可避免。作为以国际性公司和规范性金融为主的城市，任何不符合规范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小城市可以通过合理避税等方式来减少税收和员工成本支出，甚至可以民居办公（比如阿里的湖畔公园），而这在上海是严重不被允许的。互联网一直是在传统行业的空隙内寻找新的蓝海，而这些机会很多是不符合现在政策的，政策卡得越死，互联网越缺乏发展空间。
目前张江科技园区的沪江网，每平米的日租金为4元钱（对比人民广场老西门附近的租金是7元），这个价格，对于张江高科园区的500强企业和大型国企而言，并不太贵，但绝非一般初创企业可以担负得起，而张江商用ADSL2M高达4500元/月，所以无论是张江还是临空等上海园区罕见刚起步的创业公司。上海严重缺乏真正针对创业团队的办公场所，就连孵化器其实也很缺乏。
天非时，地非利，上海的“没有”马云其实还和“上海人”有关，请看下期《上海为啥没“马云”？》。
